“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这期间国家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工程企业来讲,是非常值得去研读的。《纲要》中除了对各行业发展有前瞻性的规划外,还对区域功能、产业政策、技术升级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划,这为工程企业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是工程企业制定自身发展规划的指南针。本篇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谈谈《纲要》对工程行业带来了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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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
1.发展的前提假设已经改变
(1)经济发展两大动能失速
2018年,麦肯锡曾发布一份关于全球经济的研究报告,其中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这么一组数据:过去50年,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二十国集团)的GDP增速是3.5%;其中约1.8%来自于生产效率的增长,约1.7%来自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换言之,全球经济增长,一是靠技术红利,二是靠人口红利。
技术红利方面,过去300年,世界一共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5次技术浪潮。每次工业革命的时间间隔大约100年,重大技术红利的维持时间大约只有55-60年。技术稳定之后,资本收益衰减,经济维持中高增速。随后进入长达40多年的低速增长衰退期。当这轮的技术红利进入衰退期,下轮技术革命还未来到时,矛盾就出来了。
人口红利方面,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除了有技术红利的推动之外,各国依次出现的劳动力顶峰,也以接力赛的形式,推动全球经济前行近100年。
中国增长奇迹背后的一个很大原因,也是劳动力红利。过去70年,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速的贡献,至少能达到30%以上。但是从70年代开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速全都在飞速下滑。与人口增速最快的60年代相比,2000年以后的全球人口增速下滑了1%。德国、英国等典型欧洲国家,人口长期0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所以人口红利也已不复存在。
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动能——人口与技术都陷入双下降的泥潭中。
(2)三大危机显现
在世界经济发展两大动能失速后,新冠疫情又席卷而来。
第一重危机是债务危机。
伴随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放水,全球的债务被再次堆到顶峰。美国政府的债务比例,从去年年底占GDP的100%上涨到130%,远超大部分发达国家,甚至比一些高债务的欧洲国家还要高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地方城市及私人部门,而这样的后果是有资产抵押能力、有企业经营背书的富人,从银行套出来大量的钱,投入股市及楼市等资本市场,成为这场信贷扩张的既得利益者。但流动性总有撤出的一天,零利率总有收回的一天。这么大的债务,一旦还本的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崩塌是一个很大概率的结果。
第二重危机是贫富差距危机。
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本质上对政府、机构和富人更有利。越低利率,越有利于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普遍的利率下行,带来的是整体资产价格中枢的上涨,谁拥有资产,谁就能完成财富保值、升值;谁拥有资产背书,谁就更容易完成低利率的信贷扩张。谁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钱,谁就更容易完成“钱生钱”。相反,那些没资产、没背书、没信贷能力的人,就会被重重地甩下列车。
第三重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危机。
当国内矛盾接近阈值,底层走上街头,国内稳定濒临崩溃时,就该向国外输出矛盾了。比如,为了淡化和转移资本大佬和底层民众之间的不可调和矛盾,美国的左翼和右翼罕见地坐到了一起。他们在国会里集中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提案——都是中国惹的祸。又比如,一头包的印度趁着中国抗疫,向边境频繁调兵,主动挑起矛盾……增长失速和贫富差距,侵蚀了原有稳定生态。
(3)世界处在苟且时代
上述的各种问题,在短时期内几乎都是无解的。
目前来看,疫情爆发、经济危机暴露之后,各国的应对策略——无论是防疫抗疫,还是复苏经济,也都是一个字“苟”。
第一种“苟”的方法就是发钱,增长失速了,只能靠发钱来解决。只要底层不出现问题,社会就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掀桌子运动”。所以说第一种办法是把人民的矛盾消灭在人民内部。
如果矛盾还解决不了,第二种“苟”的办法是把矛盾转移到人民外部。1929年,危机被转嫁给欧洲,二战在欧洲爆发;1970年,危机被转嫁给日本,日本萎靡三十年;1997年,危机被转嫁给东南亚,东南亚陷入泥潭。所以应对危机的第二种办法是把人民的矛盾转移到外部。
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来看,未来的形式也愈发的复杂,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改变。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与美国各有优势。
美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游戏规则制定者,金融(美元)的霸主地位高,高科技实力超群,军事实力强大,教育影视文化领先,农业现代化水平高。
中国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勤奋努力的国民,可能全世界都没有像中国拥有如此多努力的国民的国家。
第二是巨大的内部市场,中国拥有14亿人口,美国才3亿多人口,所以《纲要》中提出立足于国内大循环也是基于中国强大的内部市场。
第三是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全球产业经济的分类,一共是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中国是全部覆盖的,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是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这是中国十分强大的地方。
第四是中国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跟美国的是百年之争,也许这次的竞争时间比任何一次都要长得多,所以未来的形势是愈发复杂的。
在全世界都在“苟”的苟且时代里,在未来形势日益复杂的大环境下,中国却拥有远超过其他国家的韧性。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政策韧性、需求韧性和底层韧性。
(1)政策韧性
疫情之初,高层在各种场合最常提及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而这些都源自于“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楼市大调控”,这让我们在应对危机和苟且待变时,拥有了充足的政策韧性。
(2)需求韧性
世界经济双动能失速后,增量时代不在,对存量的争夺只会越来越严重。以前大家想的是,一起做大蛋糕;现在大家想的是,我得去别人的碗里抢一块。
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拉动——出口、消费和投资。
国内巨大的产能,在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中,瞬间有了巨大的释放出口。2009-2014年,这五年国内的产能几乎是满负荷,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以至于出现“产能过剩”。也正是从2009年,中国缓慢启动了“从出口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
(3)底层韧性
我国在七年前干了两件让我们拥有远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底层韧性的大事:一是扶贫,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两场战役中,功劳不容污蔑。
真正的扶贫,是把大量的底层边缘人口,拉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在“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边缘人口被拉入社会化大生产中、过剩产能被转移到存量需求里,底层有活干、有钱赚。七年扶贫路,赋予了我国底层的韧性。
上有政策韧性、中有需求韧性、下有底层韧性,这三大韧性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增加了底气。
对于工程企业来说,宏观的趋势要密切关注《纲要》提到的三化。
第一是对于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工程企业一定要多去关注和研究,并且要多运用这三化衍生出来的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与工具。
第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个工程企业要适当的增加科技投入。在这方面可能设计院做的更好一点,很多施工企业公布其科技研发投入占比3%、占比5%,但这其中真正有意义的投入实际上很少,未来要适当的增加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投入,回归到提升现场管理、施工效率、运营效率上来。
大的发展环境已发生改变,企业需要意识到《纲要》提出的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一定是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从行业发展特点看,行业正逐渐成熟,分化成为必然,竞争成为主旋律。
工程行业不同的细分领域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行业分化我们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下降的行业,像水工、火电、煤炭、冶金,这些行业的投资也许永远回不到历史的高速增长状态。
第二是稳定的行业。房屋建筑、交通市政、基础设施这些行业的产值目前基本上比较稳定。但是现在基本稳定的行业也有可能在10年后、20年后成为现在的过剩行业,这是工程企业需要警惕的。
第三是上升的行业,像《纲要》提到的那些细分领域,就是工程企业需要核心去研究的地方。
除了行业内细分领域的分化外,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分化也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化。其次,大型工程企业的内部也在分化。从这些角度来说,不管是行业、企业之间还是企业内部,分化都非常严重。对于工程企业来说,行业的分化对企业也势必产生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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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层面
1. 关注财富集中、投资密度大的区域
201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分布图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大的地方一般位于东部沿海和南方区域,而东北、西北等地区的投资总量可能还不到东部沿海区域的1/5。
前段时间有两张图很火,第一张图是胡焕庸线。它说明的是我国东西部的差距非常大,胡焕庸线是一条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东部聚集了94%的人口,创造了96%多的GDP。可见东西两侧区域发展是有极大的差距的。
图1 胡焕庸线两侧区域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攀成德研究)
第二条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通过2019年的数据对长江以北的十大城市和长江以南的十大城市进行对比,除了北京和上海差距不大以外,其他北方城市的经济总量基本上是南方城市的1/2。可见南北两侧的差距也十分明显。
因此对于工程企业来说,一定要聚焦财富和投资力度大的地方。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其产业、经济、人口受教育程度、文化等等相关,通过一系列的函数,比如说X1、X2……,决定了城市处在哪个阶段。而处在不同阶段的城市,对未来的建设和城市发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关键是要研究城市是否到了越级的临界点。比如一个城市正处于第二向第三阶段越级的临界点,这时对于城市建设的需求会发生较大变化。所以对于工程企业来说,研究城市处在哪个阶段,就能够判断出它在未来城市化建设投资的方向。
图2 世界城市发展轨迹
(资料来源:攀成德研究)
目前产业的转移一般有三个梯度。第一个梯度是向非洲东南亚地区国家转移。在全球的视角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和国家环保政策的推进,很多传统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环保管控不严的非洲、越南、柬埔寨等地区转移。
第二个梯度是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在国内视角下,没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选择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内陆腹地迁移,如四川、重庆、湖北等。
第三个梯度是从城市群向周边地区迁移。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等地区集群中心向周边省市迁移,如珠三角向广西沿海、湖南、江西等地转移。
除了产业迁移,产业的升级也十分重要。
对于工程企业来说,一定要关注我国的产业迁移和产业升级。比如有一个主要做电子厂房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可能就会随着产业的迁移,跟着客户从广东到河南再到贵州,因此产业迁移和升级会深刻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
我们将中国建筑行业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个特点:美国的建筑行业规模大概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工程企业数量大概是中国的6-8倍,原因是在80万家企业里,除了极少数几家平台型企业外,其他大部分企业都属于专注于非常细分专业的小微企业。而中国的工程企业有个认识上的误区,往往不甘心成为一家小而美的专业企业,都希望做成一个大平台。其实就中国建筑行业发展的终局来看,也许未来行业内只会有三种类型的企业存在:一是个位数的超级大平台;二是两三位数的行业大龙头;三是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的小微企业。
因此对于工程企业来讲,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央企和国有企业资源丰富、品牌好、信誉好、员工优、企业强;而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决策快、适应性好。所以央企、国企、民营企业在整个生态里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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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
1. 资源和能力的匹配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础
从理论上看,企业战略规划的制定,80%以上的企业适用于分析型战略,只有少量的企业可以采取构建型战略。两者的区别何在?构建型战略就是构建出企业未来5年、10年后要成为什么样,而不管企业目前的规模、资源与能力;分析型战略则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结合外部市场的情况来考虑目标战略的制定,这是绝大多数企业应该采取的一种方式。
不管企业的战略和目标定的多大多高,对应的组织、能力、资源各方面一定要与之匹配,这样才能保证战略能够有效落地。目标过高,资源与能力跟不上,那目标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相反如果资源配置过高,又是一种浪费,对于企业来讲是不经济的。因此企业需要权衡组织、资源及能力的匹配。
未来,能够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可能是“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任人唯贤的经营机制”、“持续的创新能力”、“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等等,这些才是企业能够持续赢得竞争的关键。
不仅在行业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匹配普遍存在,比如项目经理的权责不对等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工程企业要关注客户关注的内容,比如说客户常常会希望成本更低、响应更快、质量更优、服务更好、稳定性更高,那么工程企业就可以从客户最关注的地方发力,有效提升客户体验。
任何一个企业的战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三种,差异化战略、聚焦战略、总成本领先战略。
2020年攀成德对65家设计院调研发现,有些企业人均管理费用达到10万,而有一些民营设计院人均管理费最低只有1万,相比之下竞争力不言而喻。从施工企业角度来看,行业内百元产值管理费用最低为1.4元,但是现在很多企业百元产值管理费用超过3元,这中间的效率差距很大。
从项目上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的占比来看,有的企业项目以外的人员占比达到40%,这是明显的组织能力严重不足。另外包括全员的营销意识、数据的利用效率、分包分供资源的拥有量及利用效率、组织的适应性及人员梯队的合理性,这些都是构成企业组织能力的一部分。
最后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在企业中目前听到最多的抱怨是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太难,不管是选人、育人、用人还是留人,难度都非常大。第一是90后甚至00后都在进入职场,他们的成长环境本来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二是现在就业人数越来越少,很多人的价值排序中工作都处在靠后的位置。现在对年轻人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不是去改变他们,而是要去适应他们。目前来看各行各业的80后都走上了关键的岗位。未来,企业要把人力资源管理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思考。
所以在未来在存量的竞争下,企业的人员管理问题、组织能力建设就变得非常之重要。
在未来的存量市场里,大企业要实现各个层级的穿透很难,赢家通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不同的企业要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国家发展的这些不同领域中找到自己的市场。总结来说就是大企业更加重视资源整合,小企业更加注重谋求成为这些大企业的合作者,或者是努力让自己成为这个平台上更有利用价值的资源。
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标准化建设已经成为推动和保障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抓手,甚至没有之一。如果企业标准化程度比较低,就需要更多依靠个人的能力,比如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标准,可能就得需要清华、北大毕业的人才;如果企业的标准化程度很高的话,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就可以放低。所以通过构建标准化体系,可以降低企业对人员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在人才普遍缺乏的背景之下,提高企业标准化的程度至关重要,但其中也有两个注意点需要考虑。
第一是不同的企业标准化的颗粒度是不同的。管理流程从上到下来看,上面的一些标准要求颗粒度可能粗一些,但到下面执行部门的颗粒度要求可能就会很细,所以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去拿捏。
第二个是标准化和灵活性之间如何去平衡,因为标准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固化,意味着必须按照规定的要求和动作去做,但如何发挥灵活性就难以得到保证。特别是设计院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同时又需要发挥创意,如何去权衡标准与灵活,这也是工程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需要去思考的点。
来源:建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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